关于台湾的记载，其实最早就出现在东吴的书籍当中。

　　东吴的航海业十分兴盛，曾经抵达过罗马、日本、越南、朝鲜、柬埔寨等地，并与这些地区展开了贸易往来，江浙一带产出的丝织品、陶瓷等物品，更是畅销海外，一度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到了唐代，以民间商贩为主的海上贸易逐渐兴盛起来，取代原来的国家主导海贸的形式。

　　商人获取利润，其缴纳的赋税也随之增加。

　　为此，唐代朝廷专门设立了市舶司制度。

　　不过，真正让市舶司发扬光大的朝代，还是在北宋，制度也相对完善，延续到之后的元明两朝。

　　而在北宋灭亡后，残余势力建立起来的南宋更加重视海贸之利。

　　因为地理原因，泉州的地位逐渐凸显出来，并逐渐形成了宋元时期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历史之所以选择泉州，也是因为泉州位于东南沿海，面朝大海，背靠大山，土地贫瘠，但是人口较多，自然条件严重制约农业发展，但适合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泉州的贸易提供物质基础。

　　也是因为看到这些记载，隆庆皇帝要开海，魏广德首先想到的就是泉州，他实在找不到比这里更加优越的海港。

　　当然，按照后世的见识，魏广德也考虑过松江府，也就是上海那个地方，依托长江水道强大的运送能力发展海贸。

　　不过当下这一切只能暂时停留在纸上，毕竟谁也不知道开海后的结果，魏广德清楚，论斗嘴可说不过同僚，特别是还有祖制这根大棒在。

　　裕王支持他，其实也是寄希望于开海可以根除倭寇生存的土壤。

　　大明朝这二十年，实在是被倭寇拖的疲于应付，要不怎么福建、广东造反那么厉害，一波接一波。

　　江南两大名将，戚继光还好，主要就是在剿倭，偶尔出手教训反贼，而俞大猷则是不断的在剿倭和剿贼的战场上来回奔波。

　　否了魏广德利用泉州开海的意向，涂泽民当然也不是说没有替代目标，那就是月港。

　　月港属于福建漳州府，在景泰朝时漳州知府谢骞鉴于月港、海沧、海澄一带“民多货番为盗”，就下令施行保甲制度，但效果却是基本没有效果。

　　难以管理的原因首先，这三地距离州府漳城都在四十里以上，这在当时意味着一天以上的行程，州府很难有效的直接管辖。

　　其次，“内迁”让漳州府在这三地没有行政建制，它们日常归属于漳州府龙溪县管辖，但县衙几十人根本没有余力去监管这三地，因此保甲的推行只能依靠当地豪族和乡老。

　　一方面是缺乏地方府衙的监管，另一方面是这些豪族、乡老很多也涉足走私获利，再加上也不愿意挡人财路、得罪乡邻，因此他们对保甲消极、敷衍就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了。

　　当然，漳州地方也不是完全没想办法，提出将巡海道官署移置漳州海沧，甚至在海澄设县的办法，但都因朝廷觉得亏钱而拒绝。

　　所以涂泽民给魏广德提出的开海试点地其实就是个走私盛行，官府几乎屋里管控的区域。

　　不过涂泽民倒不是要甩包袱给魏广德，而是他觉得既然这里本身就已经成为了海商走私之地，直接利用，稍加管理不就变成理想的开海地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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