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有好处的。

　　开阔眼界不服管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起码这可以从反面促进基层官员的执政能力。重要的还是要让他们看到生活的希望，我相信只要活下去的希望，大明的百姓还是不会轻易铤而走险的。

　　如何约束前往外地的就食的士兵不同当地百姓发生冲突，朕以为一要靠加强对于士兵的管束，尽量禁止他们单独外出，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对于营地的建设上去。

　　二便是约束地方官员百姓对于军队的歧视，严禁地方上把这些军队视为本地的负担。内阁要出台指导意见，对于那些不能处理好本地百姓和驻军冲突的官员，故意挑拨地方和驻军关系的人员进行严厉的处置。

　　这不是军队和地方上单独可以完成的任务，所以朕才将你们都叫来此处，希望你们可以互相协助，安顿好这些南下就食的应征部队…”

　　如果抛开了老弱，以现在灾情还没有全面爆发的状况下，迁移一部分青壮离开灾区去外地就食，应该来说还是很有成功的可能的。

　　此时的湖南、四川、贵州和两广，还处于一种尚未完全开发的状态。特别是贵州、四川，因为连续的土司之乱，也算是空余不少土地出来。

　　甚至就是湖北靠近秦岭的深山内，此时也处于一种流民自主开发的状态，官府在此地建立的统治还处于及其微弱的状态。

　　以朝廷组织的军队形式去这些地方驻军屯垦，不仅有效的震慑了当地的土著、流民势力，也能够着实的加强朝廷对于这些地方的控制权力。

　　只不过，这种朝廷组织的军屯同样也是相当费钱的，过去大明的官员虽然知道这种方法有效，但也不会加以考虑。也只有在现在的大明，基本掌控了大明内外贸易活动的户部和银行，才能拿出一个铸币法案，从而解决掉缺钱的麻烦。

　　但是即便如此，众人的心头也依然是沉甸甸的，毕竟这种迁移可不是过去几年以万为计数的人口转移，而是数十万乃至百万人口的转移，稍有不慎就真是全面糜烂的局面。

　　不过，崇祯单独留下他们，显然并不只是为了这个并不怎么出格的主张。接下来皇帝所说的，才是让他们感到战栗的内容。

　　“…当然只做到这些内容，对于军队来说还是不够的。最为保卫国家最后的盾牌，军队在目前的局面下还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大家现在应该很清楚了，哪怕是为了达到一个最低的目标，我们也要做到最起码的三点保证。

　　第一是社会秩序的稳定，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生产自救和各种赈灾行动都是无法实施的；

　　第二是金融市场的稳定，如果在当下的这种局面，我们再出现如同去年沈阳一样的货币急剧贬值，那么就是天灾加上人祸，不要说什么达成最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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