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袁可立的惊讶,朱由检并不在意。区区2500万两白银,江南豪族怎么会拿不出来。李自成攻破了北京城后,从这座城市的勋贵、官僚、宦官、商人手中就拷掠出了7千余万两白银,这还是上交给李自成的公开财物。
朱由检是不相信,在一个军纪败坏的军队中,军人会把抢掠来的民财都缴纳归公的。即便是当年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也是经过了无数的纪律整肃,才把一只农民武装变成一只纪律整然的革命部队的。
而这还是在共产党人以清教徒的自律方式下,才取得的伟大成果。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领袖进入北京后,便迅速腐化堕落,那里还能约束的住部下往自己口袋里装金银。
因此,李自成的起义军从北京城的缙绅富户手中拷掠出了7千余万两白银,最起码还有三分之一数量的财物,是落入到了起义军将士手中的。因此光是北京城,所拥有的金银就起码超过了9千万两。
号称聚集了大明三分之一财富的江南地区,怎么可能会拿不出2500万两白银。外面虽然不过只有30多个官员,但是他们背后起码同上百个江南豪族大户有着姻亲关系。真要较真起来,抄上一回家,也并不是凑不齐这2500万两白银的。
不过一来这3500万元国债,乃是为了预备增发的纸币准备的,并不是给这些江南缙绅赎罪用的。二来想要进行一场工业革命,就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一个有足够消费能力的市场。
对比起海外充满了不确定风险的外贸市场,一个成熟而又稳定的国内市场,显然是工业革命初期最为需要的存在。
苏州府额定税粮约250万石,松江府约96万石,常州府约76万石,嘉兴府约62万石,湖州约47万石,以上五个地区的额定税粮总计约531万石,约占全国额定税粮收入的五分之一弱。
到了崇祯元年,苏州府应收税粮已经发展到了350万石,松江府也发展到103万石。虽然这两个地区都有拖欠现象,但是两地的税收加起来达到了大明田赋总额的六分之一,已经足以证明,这两个地区的税收完成度,已经足以影响到大明财政的支出状况了。
这也是为什么,苏松可以代指江南地区,而江南官绅对于朝廷的影响力会这么大了。毕竟在江南缙绅眼中,大明朝廷完全是靠江南的税赋养着,难道还不允许他们对朝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吗?
而作为全国税粮第一第二的地区,苏州每亩税粮是三斗八升六合,松江是每亩税粮二斗四升二合。这种固定税额制度,使得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也难怪这些江南官绅能够煽动起平民的不满来了。
虽然崇祯头痛于江南缙绅的偷税漏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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