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连下乡也一样。

　　对这个贫困乡来说，那个晚上的晚宴自然称得上是最高规格了。

　　书记和乡长都出来了，还有副书记、副乡长，足足六七位。党委书记叫焦作安，乡长叫夏广连，都是四十多奔五十的人了。他们在基层，都干了有半辈子，剩余的时光也就只有十来年了。

　　对邓一群和苗得康的到来，书记和乡长心里都有点不知所措，在扶贫工作组到来之前，县里的领导把他们特别地叫去，交待了一番，生怕他们工作上出什么差错。在他们眼里，苗得康这样的干部，如同钦差大臣。稍有差池，县里的领导即会不安。对他们的到来，既欢迎，又紧张。欢迎的是，希望由于他们的到来，能够给乡里拉来一些项目，过去他们这里被称为“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根本没有人愿意到这里来投资。即使拉不来人投资，也可以肯定的是，省市一级的财政一定能够多多少少给些钱。乡里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且不说别的，光是教师工资和乡里的老干部医疗费，就是一笔永远也填不完的大窟窿。紧张的是，唯恐自己动作上有差池，那样对自己的仕途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过去怎么干工作都无所谓，即使错了也能搪塞过去，而现在不同了，所有的一切都在省里领导的眼皮底下，而省里领导的政策水平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在掌握政策方面，他们认为省里的领导一定比他们高多了，但是，他们认为省里领导致命的缺陷是对基层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农村工作远比上面的工作难做。

　　由于县里电话里有交待，所以，他们很能识相，把晚饭就安排在乡政府的食堂里。他们从来也没有接待过像苗得康这样级别的干部，自然小心得很。饭桌上有十几个菜，都是家常菜，大鱼大肉。但酒却是好酒，泸州老窖。书记举杯之前，诚惶诚恐，对苗得康和邓一群说：“这样的晚饭，在我们也是破例了，主要考虑两位领导是第一次来，借这个机会，为你们祛寒接风，把班子里的人都熟悉一下。”苗得康没有多说，喝了酒。

　　但那桌上的气氛，却始终也没有活跃起来。

　　邓一群知道，今天的酒桌气氛肯定也是好不到哪里去，主要是这些人对他们太敬畏了。

　　吃了晚饭，邓一群先来到自己的宿舍，看看那种简陋的条件，站在那里好久，心情也慢慢好了起来。事实上也不能称之为好，只是他终于想开了。人，生来就是有差别的。为什么一个人要那样去奋斗，有时甚至不择手段，就是为了消灭这种差别。农民为什么要造反？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客观存在的这种不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了消灭这种差别，他们不惜生命，发动暴力革命。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邓一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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