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水门事件的处理太出格了。”他对泰国克立总理抱怨说。他又对蓬皮杜说:“我们不能理解对这种事为什么要如此小题大做。他确实不明白:在他看来如此小的一个麻烦竟能把尼克松总统赶下台。

　　从中国的利益出发，他也不愿看到因美国内部换马所造成的后果。

　　“言论过分自由。”这是毛泽东对水门丑闻原因的诊断。毛泽东说在1968年他自己也做过这种事。他反问道:“你身上正好带着一个录音机，你就想给这场谈话录音，这又有什么要紧呢?”他若有所思地说:“美国人大多喜欢摆弄录音机嘛。”他对克立先生也断言:“我看尼克松下台是美国的战争贩子搞的鬼。”

　　“请写信告诉尼克松，就说我很想念他。”他直截了当地对克立总理这样说，有些令人吃惊。毛泽东对尼克松下台的评价中有一种同情、困惑及中国人深深的民族优越感。

　　在邀请尼克松来中国这件事上，毛泽东试图鞭策福特比为难他的成分要大些。毛泽东对美国的初选知之甚微;并且尼克松成行的最终决定是在圣克利门蒂而不是北京。毛泽东正在考虑一个更重大的问题:中国究竟应该重申同美国的关系，还是让这种关系衰退，并进而同苏联谋求缓和

　　当千百万中国人民看到《人民日报》头版上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的照片时，这并非意味着批评福特，而是进一步确认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

　　尼克松对美苏缓和表示怀疑，这一点满足了毛泽东。他在一次宴会的致辞中说，他认为“仅靠签署一份原则性声明或举行一次外交会议”就能确保和平的想法是“天真的”。这种对讨论欧洲安全问题的赫尔辛基会议的明显批评，对毛泽东来说像音乐一般中听，但对福特来说未必中听。

　　美国问题也是与邓小平的问题紧密联系的，这存在于毛泽东的头脑中而不是在现实中。”而去年发生的两段莫名其妙的插曲现已明朗化了。

　　尼克松受到了与两个月前来访的福特一样的首脑级待遇。他与华国锋谈了6小时，在全世界仅能从零星的信息中了解这个人时，他却成了研究这个人心理的第一位外国人。他还是第一位被允许以私人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的外宾。

　　材邓小平似乎与尼克松在进出于横跨太平洋的旋转门时闹别扭，尼克松(1972年)“进来”时，邓小平刚好“出去”;而邓小平(1973-1975年)“进来”时，尼克松又“出去”了;现在，尼克松赶来“进去”时，邓小平又“出去”了。*可以肯定，邓刁、平对1976年的毛泽东来说是可疑分子。毛泽东从一个令人失望的同事身上发现不恰当地对苏联采取友好态度是一个错误。但这并不令人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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